2021年伊始，山西、貴州、四川多個白酒主產區在地方政府政策助力下，加速推進各項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的影響力至關重要——其所提供的政策、資金、規劃，影響著產區的建設走向和建設目標。
從建立發展基金，到金融政策扶持、劃撥土地建設產區園支持，這些統統離不開地方政府決策的支撐，可以說這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引導的產物，也是在目前情況下，加速推進產區建設的關鍵要素。此外，地方政府為了實現“做大做強”的目標，不僅提供政策助力，更是直接入場，參與市場競爭。
以四川產區為例，邛崍、瀘州、宜賓等重要產區均有國資背景的集團化平臺成立，以國資注入、直接實施兼并、整合為手段，短期內達到了“巨無霸”級別。
立足瀘州、獲得地方國資委大力支持的“川酒集團”，即實現了在短短幾年間兼并、整合200多家中小酒企的“壯舉”，這種體量的無限膨脹與規模的急速擴張，在行業自行發展、自由競爭的狀態下，絕無可能實現。
同樣的案例，在其他產區也可輕易找到。這實際上說明，一方面地方政府對酒業的倚重，另一方面則體現了地方政府的急切。
實際上，在地方政府主導的“十四五”相關規劃中，產區產能、營收、利稅等目標，都是以十分宏大、清晰的數字來呈現，同樣體現了政府政策性力量的影響。
但是，在產區規模與體量急速膨脹的同時，普通消費者與酒業之間的割裂卻越來越嚴重，規模的發展還是無法解決消費者的諸多疑惑：陳釀酒究竟是否名實相符?高達幾百元、上千元的白酒是否物有所值?與某某名酒同源同工藝的大大小小品牌，其宣傳是否過度?
可以說，作為傳承了幾千年的產物，酒類已經深入我們生活的諸多層面。工業化時代，消費者離不開酒類產品的同時，也有著太多疑惑。
這些問題，許多都屬政策無法也無力解決的。即便引申到法律，其同樣只能解決最低限度的問題——例如，酒類產品的強制性安全標準等等。
也就是說，為普通消費者所關切的大部分問題，有待于依靠行業力量而非政策來解決。而這個行業力量必須要跳脫開具體的利益束縛，能夠推出為大多數企業共同遵行的守則或規范。
中國酒業協會推動的部分工程，例如“年份酒認證”，即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消費者認知混亂的問題。這說明，很多關乎產品認定的工作，要依靠行業普遍自律加以實現。
產區建設過程中，除了讓普通消費者能夠明晰產區特點、產品特色以外，以更為清晰、明了的形式，讓消費者對產區內的產品品級準確認知，也是一大難關。
而放眼全球，法國著名的波爾多產區于19世紀實施的產品分級制、分級分價制等，無疑堪為中國產區的榜樣。
這些無關規模、體量、發展速度的要素，卻是構成產區核心價值的關鍵點，更屬于不依賴政策而依賴于行業組織自律性的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