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通江縣公布《關于進一步規范國家公職人員和群眾操辦酒席的通知》，該《通知》除了對國家公職人員操辦酒席范圍進行規范外，還對農村和城鎮居民舉辦酒席進行了界定：可以操辦的酒席包括婚嫁、喪事和壽酒。其中，舉辦壽宴要求老人年齡70周歲及以上，且每間隔10年可操辦一次。除上述三類外，搬遷、謝師、滿月等一律不允許操辦酒宴。此消息一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最終“落”到修改其中部分不科學提法的“下場”。
近段時間來，在中央“反風”“反腐”的大力推動之下，為了進一步整頓“四風”，遏制腐敗，把權力約束在籠子里，構建綠色的政治生態，以求達到“標本兼治”的功效，全國各地紛紛相應中央號召，出臺了一些具有針對性的措施、禁令。
不可否認，一項政治禁令、新規的出臺，必須要符合社會背景要求、符合當地實際情況，要具有足夠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如果只是單純的為了禁止而禁止，只是為了顯示杜絕歪風邪氣的決心而“沒事找事”，這樣是極易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潭。正如網友所言：“如果單純禁止有效的話，何不出臺一條禁令，讓公務員下班后只準呆在家里，以此避免公務員外出奢靡腐化？或者是發出一道命令，禁止公務員與任何人交往，禁止禮尚外來，以此來杜絕歪風邪氣豈不是更簡單易行？”
“壽酒限令”引發質疑之聲，恰恰向我們揭示出科學禁令的重要性。不科學的禁令、規定只會被我們所拋棄，最終是“吃力不討好”，還可能造成了行政資源的巨大浪費。所以，這個禁令“雷區”我們堅決不能踩。那么，“壽酒限令”到底踩到了那些“雷區”？
一、未充分尊重民意
古語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正是這個道理。一項禁令的出臺，是否具有可行性，尊重民意與否是一項跳不過去的“硬性”指標。從最近的調查中發現，對通江縣在遏制辦酒席風氣方面所做的工作，評價為“合格”或“優秀”的占比26.3%，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表達不滿。作為一項行政禁令，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不滿，能夠說充分尊重民意嗎？答案不言而喻。正如網友所言：“《村規民約》這樣規定是否侵犯個人權利不說，如果真是當地多數百姓自己愿意用《村規民約》來限制個人權利，直接用《村規民約》限制好了，又何須政府來審批？”“壽酒限令”成為了政府不放心從而必須從制定到執行都嚴加控制的“統治工具”。近日，通江縣委新聞發言人表示：“接下來將進行深入的民意調查，往引導、倡議、宣傳教育方面調整。”便體現了民意對于政府決策、政府禁令的重要性。
二、不符合當地習俗
此外，禁令措施的出臺還需要符合當地的風俗習慣，符合一定的公序良俗。然而，“壽酒限令”卻不然。它是對民間風俗習慣給予的一種“強制性”控制。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徐松林認為：“對于民間習俗或習慣,給予硬性規定和處罰是不合法理的,選擇什么時候辦壽宴是老百姓的私權,政府行政上是無權干涉的。”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偉也表示,“依法治國是要求‘法無授權不可為’,不是說政府覺得是好事就能管,一定是要有法律依據和授權,否則就是對老百姓的生活進行干預。這一通知就是超越職權、于法無據。”如果出臺的政策規定涉及地方群眾的日常生活事務，務必要充分考慮尊重當地的社會習俗，否則將會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三、實用范圍欠妥當
實用定位是否準確也是衡量禁令是否科學的一條重要標志。 “壽酒限令”起初在定位上除了針對國家公職人員，還涉及到了普通群眾，這中做法是有失妥當的。如同網上評論所說：“該《通知》的適用對象，應該是國家公職人員，對普通百姓作出禁止性規定和處罰細則，政府是否管得太寬了呢？”如果把本應該用來約束官員干部的一些規定，強制性地綁架在群眾是身上，那無疑是越俎代庖、管的太寬。對于普通群眾而言，更好的方式是教育引導，而不是“硬邦邦”的規定、約束。政府用‘一刀切’強勢推行操作性并不強。
通江縣“壽酒限令”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缺乏一定的考量，沒有真正地下沉到基層中去，欠缺一定的科學性，所以引發了社會的廣泛反對。因此，在制定規章制度的時候，應該要牢牢把握科學性這一原則，科學制定出的規章制度，才會具有操作性、常效性、認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