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份酒標準問題再次被提出，不過這一次，聲音來自業外。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綜藝集團董事長昝圣達提交了《關于“年份酒”與國際標準接軌的建議》。在提案中，昝圣達指出中國白酒年份酒標準應與國際接軌，認知應與消費者接軌。只有將“真年份”酒的生產標準與消費者的認知接軌，統一為“釀造完成進入窖藏到灌裝入瓶或入壇的時間”，消費者才能真正放心消費，同時只有標準與國際接軌了，才有利于白酒更好地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從而易于被國外消費者所接受。

此外，昝圣達也在議案中建議，建立由公證機關介入，從開壇到灌裝等環節，進行全程保真并出具公證書，再加上專家與質檢機構還有由第三方機構邀請與酒企無關的評酒專家的鑒別，最后交由保險公司等三重外部保障，同時由市場監管部門強化對“真年份”酒的行業監管。

這已經不是“年份酒標準”問題第一次引發討論和關注。“年份酒”流行了多久，這個問題就困擾了外界多久。這種困擾與政府對此難以決斷的
現狀和兩個原因有關：一是白酒與“洋酒”的工藝不同;二是行業慣例與社會普遍認知存在很大分歧。

“年份酒”作為一種產品概念，從本世紀初開始流行，在普通消費者“酒是陳的香”的樸素觀念中，“年份酒”大行其道，很快就席卷了全行業。但是與普通消費者簡單化的認知不同，行業慣例中的“年份酒”，乃是運用“以酒調酒”的勾調技術，陳年調味酒與新產基酒勾調融合的產物。這種認知的分歧極為巨大，以至于民間從默認到質疑，從質疑到嗆聲，但依然難以撼動酒業在慣例與經濟效益堆疊下所形成的“年份酒”現象。

近年來，消費者的“嗆聲”與反彈在業界引發一定回響。譬如有消費者因質疑茅臺年份酒的表述真實性而發生訴訟案，通過這樣訴諸法律的做法，將“年份酒標準”與“年份酒標準闡釋權”這一尖銳問題擺放到了法律臺面。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訴訟案，全行業依然站在茅臺身后，不僅認同茅臺年份酒成品中陳年老酒占很小比例的事實，也認可“50年茅臺”，是以茅臺存放了15年以上陳年基酒勾調的事實。

也就是說在兩個問題上，社會普遍認知與行業慣例之間產生了背離。其一是，以少量陳年老酒加上大量新酒勾調的“年份酒”，是否屬于真正的“年份酒”?其二是，非標稱年份的陳酒，是否可以勾調出“標稱”年份的“年份酒”?針對這些質疑，茅臺以行業慣例來加以解釋，這番解釋也獲得了行業的普遍認可。實際上，這也確實代表了行業在“年份酒”問題上的共同規則和普遍利益。

在“年份酒”標準問題上，業外的頻頻發難，代表了群體利益、群體價值對小團體利益與價值的沖擊。

正如同社會群體普遍追求“是非曲直”的樸素價值觀，要大于某些小團體的默認規則一樣，普遍性的樸素認知，應大于單一行業、單一群體的規則和慣例。

我們應該看到，行業慣例與社會普遍認知之間，即便壁壘千尋也終有被后者跨越、踏破的一天。至于接軌國際標準過程中存在的工藝問題(白酒年份酒以酒調酒的勾調方式)，只要業界保持最大誠意，也終有用細化標準并在業內與業外尋求最大公約數來加以解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