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他對于中國歷史文化有著獨特理解和深刻解讀，包含對中國歷史文化代表酒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解讀，其作品充斥著對中國白酒的描寫，如作品《紅高粱》、《酒神曲》等，更加直接的表現了莫言對酒的了解，也是一種酒文化的象征。
莫言小時候家貧，饑餓經常折磨得他夜不能寐，就偷偷跑出去偷豆餅吃。他不但想吃，還想喝，他爹有半瓶待客的高密老白干藏在后窗上，莫言搬來木凳子站上去，一次喝一小口，再弄點涼水兌進去。這酒越喝越像水，客人來了，莫言嚇得像只老鼠，恨不得立馬刨個洞進去。結果來的這個客人沒酒量，聞著點辣味就認為是好酒，他爹可能嘗出來也可能沒嘗出來，總之沒有反應。莫言心中暗喜，心想爹咋這么好糊弄。晚上，母親在炕上用指頭點著他：你偷喝酒，你當你爹不知道?他是不想罵你。像火苗一樣剛旺起來的賊膽，被母親的一碗水給澆滅了。
也許緣自童年對酒的興趣，酒成了莫言的親密伙伴。他愛酒，也很能喝酒，半斤白酒難為不了他。有時豪飲之后，還愛謅上幾句模仿古五言七言的詩。有時在摯友家中，幾根黃瓜，幾盤小菜就喝起來，喝完就默默坐著，一切盡在不言中。
莫言總是走在我們時代的最前面：今天，他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20多年前，張藝謀因為拍攝了根據他的小說《紅高粱家族》改編的電影，一舉榮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成為中國第一部走出國門并榮獲國際A級電影節大獎的影片。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那些年，我們中的很多人的記憶都被一部叫做《紅高粱》的小說和電影給籠罩了。雖然那時候正是年少不知滋味的年紀，印象中除了一片血腥的高粱地和在高粱地里亂搞的事兒，就是一群山東大漢釀酒喝酒的場面了。不過，對每一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會知道“紅高粱”這個詞語對于當年的文學寫作是一種什么樣的意義。
因為莫言與酒有割舍不下的情緣，他的作品一直在寫著和酒有關的事情——
“高密東北鄉紅高粱怎樣變成了香氣馥郁、飲后有蜂蜜一樣的甘飴回味、醉后不損傷大腦細胞的高粱酒?母親曾經告訴過我。母親反復叮嚀我：家傳秘訣，決不能輕易泄露，傳出去第一是有損我家的聲譽，第二萬一有朝一日后代子孫重開燒酒公司，失去獨家經營的優勢。我們那地方的手藝人家，但凡有點絕活，向來是寧傳媳婦也不傳閨女，這規矩嚴肅得像某些國家法律一樣。
母親說，我家的燒酒鍋在單家父子經營時，就有了相當的規模，那時的高粱酒雖也味道不差，但絕對沒有后來的芳醇，絕對沒有后來的蜂蜜一樣的甘飴的回味。真正使我們家的高粱酒具有了獨特的風味，在高密縣幾十家釀酒作坊里獨成翹楚的，還是爺爺殺掉了單家父子、我奶奶經過短暫的迷惘和恐懼、挺直腰桿、天才迸發、頂起了門面之后的事。正像許多重大發現是因了偶然性、是因了惡作劇一樣，我家的高粱酒之所以獨具特色，是因為我爺爺往酒簍里撒了一泡尿。為什么一泡尿竟能使一簍普通高粱酒變成一簍風格鮮明的高級高粱酒?這是科學，我不敢胡說，留待釀造科學家去研究吧。——后來，我奶奶和羅漢大爺他們進一步試驗，反復摸索，總結經驗，創造了用老尿罐上附著的尿堿來代替尿液的更加簡單、精密、準確的勾兌工藝。這是絕對機密，當時只有我奶奶、我爺爺和羅漢大爺知道。據說勾兌時都是半夜三更，人腳安靜，奶奶在院子里點上香燭，燒三陌紙錢，然后抱著一個卡腰藥葫蘆，往酒缸里兌藥。奶奶說勾兌時，故意張揚示從，做出無限神秘狀，使偷窺者毛發森森，以為我家通神入魔，是天助的買賣。于是我們家的高粱酒壓倒群芳，幾乎壟斷了市場。”
電影《紅高粱》不僅讓張藝謀揚名，讓鞏俐走紅，還橫空出世了兩首唱遍大家小巷的歌曲，除了那首《妹妹你大膽往前走》，《酒神曲》更是直截了當地表現了莫言對酒、對生命力的膜拜：“九月九釀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氣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陰壯陽嘴不臭，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剎口，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一四七，三六九，九九歸一跟我走好酒。好酒!好酒!”這是張藝謀最成功的電影，因為他抓住了莫言原著小說中的魂，那種激情與豪邁，真實不矯飾，山東大漢骨子里面的直爽，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場景，里面的男人不管胖瘦高矮，氣場都是十足十的豪邁。
除了《紅高粱家族》，莫言還有一個直接描寫酒的長篇小說——寫于1989年的《酒國》(后改名為《酩酊國》)。小說講述了省人民檢察院的特級偵察員丁鉤兒奉命到酒國市去調查一個特殊的案子：酒國市的官員吃掉了無數嬰兒。但到酒國市的人沒有能經得起誘惑的，丁鉤兒雖不斷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卻醉酒淹死在茅廁里。小說借助“酒”這種飲料，描繪了官場的生態，抨擊了官場的腐敗。
在酒國，酒起著社會生活中決定性的作用。不過，這種社會功能是悖論式的，正如莫言在小說中所講的：“人類與酒的關系中，幾乎包括了人類生存發展過程中的一切矛盾及其矛盾方面”。一方面，酒通過醉把人從現實的、正常的、理性的生活中拖曳出來帶進幻覺的、反常的、非理性的世界。在《紅高粱家族》里莫言便展示了酒的這種解放功能，酒成為打破社會枷鎖或反抗侵略者的勇氣的源泉。“自我酣醉”表明了驅除社會意識壓抑的愿望，因為正如弗洛伊德所說，酒可被用作“最有效”和“最有趣的的轉換痛苦的方法…作用于我們的機能上”。而另一方面，通過醉而獲得的暫時的瘋狂也標志著自我意識的喪失，標明了外界力量(表面上是自然的但根本上是社會的力量)的徹底支配。在這里，醉就不能被看做是積極的、自律的，而必須看做消極的、他律的行為，是對自我意識的被迫放棄。于是，同《紅高粱家族》里余占鰲(我爺爺)相反，丁鉤兒和莫言的醉決然不是自愿和預料的結果。他們在宴席上被迫飲酒而醉，成為酒的受害者，更準確地說，成為供酒者的受害者。盡管不是出于自愿，他們不得不加入到這個酗酒的社團中去，拋棄了社會的秩序和心理的完整。丁鉤兒酒醉后甚至分裂了靈魂和肉體，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搖擺不定，喪失了自我的同一性。酒于是由享樂的源泉轉化成道德淪喪和歷史衰微的源泉。
酒國的哲學文化基礎是中國版本的享樂主義──美食，其中飲酒也是極重要的部分。學者們早已指出，很少有其他文化象中國文化那樣以飲食為主導。于是飲食便在《酒國》中成為文化頹廢的縮影。而酒作為精神頹廢的標志既是對現狀的拒絕又是對自我意識的逃離，顯示了頹廢美學的基本特征：它是一種過度，因為它既不解渴也不充饑，而是滿足適量之外的口腹之樂�！毒茋氛窃谶@樣的意義上描繪了欲望的過度。
曾經有人問莫言先生：“酒對于中國具有什么意義呢?”莫言回答：“酒在中國人心中帶有某種非常傳奇的色彩，酒不僅僅是一種飲料，很多事情的成功在于酒，失敗也在于酒。......好人喝酒，壞人也喝酒。我們通過酒辦成了許多好事，但同時也辦成了很多壞事。”簡短的幾句話，同時也是對酒文化最好的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