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由仁懷市政府去年編辦完成的《仁懷市志》，其中一部分數據，帶出了關于茅臺酒產量的疑惑。而這一點，也許茅臺集團并沒有想到。
一斤茅臺醬香酒，需要多少糧食釀?至少，需要兩斤紅高粱和兩斤小麥。
值得一提的是，釀制茅臺醬香酒所用的紅高粱，并非普通紅高粱，而是一種在當地被叫做“糯高粱”的特殊品種，而這種高粱僅能在仁懷當地生長。
數據的疑惑，就在此處產生。
在《仁懷市志》第八篇“農業”的“1978年至2005年仁懷市(縣)糧食產量”和第十篇“酒業”的“1978年至2005年茅臺酒生產情況及經濟效益”兩個表格中，1978年，該市高粱產量為1340噸，而茅臺酒的產量則達到了1068噸;2005年，該市高粱產量為26384噸，而茅臺酒的產量則達到了12500噸。
以此計算，1978年時，仁懷市高粱產量為1340噸，僅能生產出670噸茅臺酒，而在該數據中，茅臺酒的當年產量為1068噸，那么多出來的398噸茅臺酒是從哪里來的或是用什么釀造的呢?
酒產量不受高粱產量影響?
在2005年，仁懷市高粱產量為26384噸，茅臺酒的產量則為12500噸，從數據上比較，似乎并未超出產酒極限。但2005年已處于白酒行業的“黃金十年”，茅臺鎮的大小酒企已遍地開花，不止是茅臺集團需要用到“糯高粱”。
《仁懷市志》的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5年期間，仁懷市高粱總產量為261224噸，而僅茅臺集團一家的茅臺酒產量就高達105121噸。
在1989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仁懷市當地高粱產量出現了較大的波動，高粱產量分別為4682噸、2491噸、8199噸、2417噸、11159噸，而在另一份茅臺酒生產情況表格中，在1989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的茅臺酒產量分別為1727噸、1880噸、1959噸、2089噸、2281噸。單是從數據上看，茅臺集團的酒產量一直處于穩步提升，似乎并不受仁懷市高粱產量的影響。
值得質疑的是，高粱產量與茅臺酒產量似乎并對不上號，當地高粱產量的增長永遠也跟不上茅臺酒產量的增長。那么到底是茅臺集團從外地調糧進行釀造，還是茅臺集團在產量上作假?
還值得一提的是，在“1978年至2005年茅臺酒生產情況及經濟效益”這一項中，還有一項統計數據“銷售(噸)”，這一數據每年均遠低于當年茅臺酒的“產量(噸)”。
對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國白酒行業資深專家提出了三種猜測。
猜測一：茅臺集團外地調糧進行釀造
“離開茅臺鎮，就產不出茅臺酒。”日前，仁懷市委宣傳部新聞科科長陳連忠在接受長江商報
之所以有這個說法，陳連忠介紹，“獨特的原料、環境、氣候等因素，均是造成茅臺酒獨特地域性的原因，其中原料是一大要素。皮厚顆粒小是本地紅高粱的特質，其他地方無法種植出來。傳統的茅臺酒制作工藝中，糯高粱是至關重要的原料之一。”
《仁懷市志》第439頁顯示：“1974年，為擴大茅臺酒生產尋求途徑，貴州省科委將《貴州茅臺(600519,股吧)酒易地生產試制》作為1975年科技實驗項目，獲國家科委和輕工業部批準，以國家科技攻關組名義，在遵義市北郊進行貴州茅臺酒易地生產大規模試制。通過10年科技攻關，90個輪次試制，3000多次分析試驗，結果生產出了醬香型酒，但不是茅臺酒。試驗結果證明離開茅臺地區生產不出茅臺酒，充分證明了茅臺酒與茅臺鎮特殊自然環境的密切聯系。”
此外，近年來，在全國各地均不斷冒出“某某市某某村與貴州茅臺酒廠正式簽訂高粱種植協議，成為他們專屬的‘高粱生產車間的消息。
對此，茅臺集團原料基地辦主任蔡靜曾公開表示，“公司從來沒有在外省發展高粱基地”。茅臺集團一位內部人士也曾公開向媒體解釋稱，或是仁懷當地的一些小酒廠，由于在本地收不到高粱，遂到外地自行找農戶合作推廣種植有機高粱。“可能被當地誤認為是茅臺酒廠方面的行為。”
那么，如果不是以當地“糯高粱”生產出來的茅臺酒還會是茅臺酒嗎?
猜測二：為“年份酒”茅臺集團虛報產量
被業內人士譽為2007年白酒行業十大論文之一的《中國年份白酒是不是該來一場整風運動了》對中國年份白酒有著一個詳細的介紹。就此，長江商報記者采訪到了該文作者—白酒行業資深專家趙義祥。
趙義祥介紹，1996年，“古井貢”最先開發出古井十年陳釀，售價更是高達200多元，高出了當時發展勢頭正猛的五糧液(000858,股吧)。很可惜的是，因為古井貢缺少堅持和系統的運作，最終這款產品變成了一個區域性產品。
真正將“年份酒”發揚光大的則正是茅臺集團。1997年，茅臺公司在上市前后，茅臺以國酒之尊開發了15年、30年、50年、80年按年令予以區分的年份酒，其誕生的理由是為了維護中國首席國宴酒的尊嚴，改變多年以來茅臺仍然以較低的價格出現在中國國宴上的需要。
緊接著，2005年7月，白酒大王五糧液的10年、15年、30年、50年、60年年份酒在北京上市;2005年酒鬼年份酒6年、9年、15年的上市;2006年8月26日瀘州老窖(000568,股吧)封壇年份酒9年、18年、28年正式露面……
在該論文中還提到，酒是陳年香’，是中國人對于好酒的傳統認知中不可動搖的根本理念，也是最能引起消費品質好感認知的，最有效、最直接認知的手段。這就成了各大廠家宣傳自己高品質的不二選擇，排在后面的依次是老窖、老池、品級、星級等。在各企業不同資源的驅動和利益誘導下，中國酒市誕生了各式各樣包裝豪華、雍貴的年份酒，并輔之高端的電視廣告訴求、報刊雜志新聞報道、核心消費者公關，事件營銷炒作，將白酒”年份“概念攪得一時風生水起。”
事實上，早在數年前，就有不少網友疑問：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陸沒有大規模戰亂不到70年，而有的廠家竟然推出80年、100年“年份酒”，似乎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生活健康富足安樂，大家都在忙于造酒、存酒，早已預測到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年份酒的盛世。
對此，懷仁市委宣傳部新聞科科長陳連忠則告訴記者，以茅臺酒的年份酒為例，并非全部都是老酒，而是以部分老酒進行勾兌。
隨后，就這一說法，記者向貴州黔酒酒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方利求證，“實際上，市場上流行的年份白酒，均是以1%至10%的比例進行勾兌。”
一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年份酒純屬一個噱頭，所謂的年份酒，就是加了幾滴確實是三十年前窖存酒，只是幾滴而已。更有甚者則是拿剛從包裝車間出來的成品酒，裝在精美的禮品盒子中，和平時的普通酒沒任何區別，但只要加上“年代”二字，身價馬上就是幾萬到幾十萬。
“中國的年份酒八成是有水分的，另外兩成可能是真實的。那這兩成真的年份酒從哪兒來呢?”對此，趙義祥介紹，“一是樣酒。如國家的老名酒廠，在每批基酒調兌時都會刻意留一部分樣酒，用于下一批次成品酒的勾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定的積累。但是樣酒的量是有一定限度的;二是積壓酒。從上世紀80年代未開始，我國國營企業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很大一部國營企業或集體企業由于轉換的時間過長，企業一直處于一個拖而未決，生產半停半開的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按計劃指令生產的白酒由于銷售不暢而一直囤積遺留下來;三是戰略投資型的年份酒。理論上可能存在，但目前業界沒有發現一家企業站出來說話，而且能否經得起行業專家和消費者的集體考證還是一個大問題。”
猜測三：茅臺集團私下在當地收購基酒
值得注意的是，在“1978年至2005年茅臺酒生產情況及經濟效益”這一項中，還有一項統計數據“銷售(噸)”，這一數據每年均遠低于當年茅臺酒的“產量(噸)”。以此計算，截至2005年，茅臺集團共有存酒52270噸。
“據我了解，茅臺集團從創建起，每年的白酒都供不應求，怎么可能會有52270噸的存酒，這比茅臺集團2013年一整年的產量還要多。”對于這一數據，上述提出猜測的專家表示十分懷疑。
他還表示，“在業內，僅有少部分人知道，每年茅臺鎮都會向當地一些基酒品質過硬的中小酒企收購基酒。但這種事情僅限于買賣雙方知情，很難被外界獲悉，一般就算知道都不會作聲，關乎茅臺集團的命脈。”
對于上述說法，多位當地人士表示，“每年茅臺集團的產品都是限量對外發售，連我們本地人都沒有聽說過茅臺集團在本地收購基酒。”
但一位茅臺的湖北經銷商也告訴記者，“實際上，茅臺從未限過量，至少在我這里就從來沒有限過量，別人買多少，我就賣多少。”
而長期以來，茅臺集團一直對外稱：“均使用該集團自己釀造的基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