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類是否恢復專賣管理體制，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也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酒類專賣已難持續，建立政府監管和行業自律相結合的酒類管理體制才是求真務實之道。

目前，國務院組建了國家食品安全委員會統管食品安全工作，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對酒類發展進行宏觀指導，中國酒業協會、中國食品工業協會等行業組織協助政府發揮行業服務與行業管理職能。

通過40年的探索，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相結合的酒類管理體制初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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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類專賣的歷史回顧

酒作為特殊商品，承載著文化、財政和社會等元素，因此受到歷朝歷代的重視。自古以來，酒政大致有三種形式：禁酒、稅酒(寓禁于征)、榷酒(或稱“榷沽”，即專賣)。

新中國成立后，也在不斷探討酒類產銷管理的最佳模式。

據知情人介紹，我國從1951年開始對酒類產品實行專賣，將酒類產銷全部納入國家計劃，輕工部門管生產，商業部門管銷售，產品由指定的國營酒廠生產，國營糖酒公司進行統購包銷。按照財政部頒發的《專賣事業暫行條例》，采取“先城市，后農村”的步驟，在各地設立酒類專賣機構，到1952年除臺灣和西藏外大部分地區實行了酒類專賣管理，這對當時國家節約糧食、增加財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執行效果并不理想。針對糧食緊缺、農村小酒廠盲目發展、私賣私釀嚴重、偷漏稅普遍等情況，1963年8月，國務院又發布了《關于加強酒類專賣管理的通知》，對酒類產銷進行整頓。

“文革”期間，酒類專賣陷入停頓狀態。1978年4月，國務院批準了原商業部、國家計委、財政部《關于加強酒類專賣管理工作的報告》，重申酒類專賣的方針。但是，許多省市并未恢復酒類專賣。

1980年，原商業部針對當時酒類專賣名存實亡的狀況，向國務院建議取消專賣，另行研究管理辦法，并自行撤銷了專賣管理機構。

1980年后，國務院曾多次開會專門研究酒類管理問題。1990年，國務院第129次總理辦公會，確定由國務院法制局牽頭會同商業、輕工兩部共同起草《酒類管理條例》，但對是否實行全國性的酒類專賣“暫不定論”。由于各種原因，該條例至今未出臺。

但部分省市堅持了酒類專賣，有的還制定了地方性酒類管理法規。同時，一些部門和人士從良好的愿望出發，也在不斷呼吁實施酒類專賣。為此，國家有關部門多次組織了認真的調查研究。

如1996年，國務院一位領導在《關于恢復酒類專賣制度，增加財政收入的建議》的一封群眾來信上作了批示。根據批示精神，由國家經貿委牽頭組成包括財政部、內貿部、農業部、輕工總會、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局、國家旅游局、海關總署等部門參加的聯合調查組，先后赴貴州、四川、山東、廣東、海南進行實地調查，并約請北京等8個省市的有關代表召開了座談會，還向全國30個省區市發了調查問卷。此次調研全面深入，較有說服力地論證了酒類專賣難以為繼的原因。

對酒類專賣的不同意見

調研過程中出現的不同意見，主要集中在對酒業的管理采取何種體制、誰來管怎么管的問題上，分歧的重點是要不要實行專賣管理。

部分地區和部門認為，“應盡早在全國實行統一的酒類專賣管理體制并出臺國家酒類專賣法”。

他們認為，實行酒類專賣的必要性首先在于解決酒類產銷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其次，解決產銷條塊分割管理體制問題，再次，解決酒類專賣機構長期政企不分、人員不落實、經費無來源等問題，最后是古今中外都有實行酒類專賣的先例。

可是對采取何種形式的專賣意見不統一：一些人強調，現代意義的酒類專賣管理已經不是過去“統購統銷”的重現，其重點是突出“專管”而不是“專賣”。同時建議中央成立統一的酒類管理機構，各省成立相應的機構。一種意見認為，如果實行了專賣，就要像煙草行業一樣，實行供、產、銷一體化管理;但不同意商業的糖酒公司來搞，因其政企不分。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對酒類的管理仍要實行“專釀專營”。

但許多地方和部門則對酒類專賣持否定或保留態度，其理由是：

第一，“專賣”的概念不明確。有的從“壟斷”的意義來談(供、產、銷一體化，國家壟斷經營)，有的從“專營”的意義來談(國家指定專營機構經營，其他部門非經專營機構許可不得生產和運輸)，有的從“專管”的意義來談(但同時強調企業性質不變、主管部門不變、財政結繳體制不變、銷售渠道不變)。

第二，無論實行何種意義的專賣，目前的時機都不成熟。首先，我國酒類產銷企業數量大，規模不等，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像煙草行業(全國只有一百六、七十家且基本是國有企業)那樣實行供、產、銷一體化管理難以操作和控制。其次，目前許多國有商業企業流動資金不足、歷史包袱沉重、與集體和個體商業抗衡缺乏競爭力，難以建立長期穩定的工商關系,“專營”專不起來。再次，在各管理部門存在的情況下，再層層建立一個酒類的“專管”部門，不符合國家精簡機構的原則，也為國家的財力所不允許。

第三，酒類專賣不利于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全國大市場。多年來的事實證明，借酒類產品專賣之名，一些地方設卡盤查、罰款扣物，搞地方保護主義。同時，目前經營企業特別是批發企業數量多，經濟成分復雜，清理整頓工作難度大，專賣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個體私營商業的發展，不利于繁榮市場、搞活流通。

此外，酒類生產企業的銷售大多實行產銷直接見面，如果實行專賣將增加流通環節，加重消費者負擔。

第四，專賣不利于實現中央提出的“兩個轉變”。

一是專賣將加強對企業直接的、微觀的干預，這不符合政府轉變職能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精神;

二是專賣不利于發揮競爭機制的作用，完全壟斷的行業將使企業失去競爭意識和技術進步的動力，不利于行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三是專賣不利于搞活企業。

多年來的實踐說明，酒類產品好銷利大的時候，商業部門就愿意要，否則就毀約。一些企業每年還要花幾萬元錢購買專賣發票，50元買一張準運證，但專賣部門不可能為企業開拓和保護市場。此外，酒類企業的原輔材料目前完全通過市場來調節，如果實行專賣，能否保證其價格和數量;酒類產品現在都實行產銷直接見面，企業有定價權和銷售對象的選擇權，如果實行專賣勢必打亂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其結果，必然把國有大企業捆住、搞死，起到罰優獎劣的作用。許多釀酒企業不同意實行專賣，有的酒廠甚至說：“我們對專賣的體會最深，我們就是沖破專賣發展起來的。”

第五，酒專賣不利于地方經濟的發展。酒在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具有脫貧致富、多種經營的作用，如果把酒搞死了，會對社會穩定有影響。要考慮縮小東西部差距問題。專賣不利于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也不符合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中西部鄉鎮企業的決定》。

第六，專賣不可能解決酒類產銷存在的問題。當前實行專賣的行業(如煙草等)同樣存在著假冒偽劣、走私、稅收流失等問題。酒比煙的情況復雜得多，即使對酒實施專賣，也收不到專賣的效果。因此，對酒類行業存在的問題要解決，應該綜合利用法律、經濟、行政的手段，而不應采取專賣這種極端的方式。

此次調研的基本結論之一是：簡單地恢復過去的酒類專賣管理方式已不適應新形勢，簡單地照搬煙草專賣的模式也不合時宜。產銷合一的酒類管理方式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合理模式，但過渡到這種模式需要多方面創造條件。這就是酒類專賣難以恢復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