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方詩話》說：“東坡平生最慕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吾甚似樂天，但無蠻與素’，又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似我。’東坡在杭又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另外東坡在《醉白堂記》里夜贊賞過他的飲酒境界和“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芍�他的學習樂天，偏重于閑適生活模式，與北宋時期的慕白風氣有關。然而，東坡的遭際、學識、心態與白居易又完全不一樣，因此“酣適”之樂的觀念內涵不完全一樣：白居易晚年生活穩定，官職越做越大，飲酒雖有身心之“適”的追求，但享樂成分更多，正如白在《序洛詩》中這樣概括他的洛中432首閑適詩道：“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它皆寄懷于酒，或取意于琴，閑適有余，酣樂不暇�？嘣~無一字，憂嘆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至也?蓋發于中而形外耳。其樂也，實本之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因此他在一口侈談飲酒求適的同時，一口侈談官職富貴，“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朱熹《朱子全書·論詩》)。這就決定了他的閑適之樂既高雅又庸俗。所以我認為，東坡評“元輕白俗”，不僅包含了對他的詩歌創作的看法，應該也反映了對他的生活情趣的看法。東坡晚年是在逆境中度過的，時常釀酒，有人惠酒;也時常因為物質生活匱乏而斷酒，但他把有酒與否看得像黜陟與否一樣平平常常，都不妨礙他獲得酣適之樂。所以東坡《濁醪有妙理賦》對白居易猶有不滿之處，說：“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白居易《嘗新酒憶晦叔二首》之二說：“世上強欺弱，人間醉勝醒”，《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十三：“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而東坡《和陶影答形》則說：“醉醒皆夢耳，未用議優劣”，《謝蘇自之惠酒》：“快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已經超脫了物質因素和生活形跡的束縛，擺脫了世俗觀念的縈繞，臻于委順自然、縱浪大化之境地，兩人境界之高低，格調之雅俗，由此判矣。

蘇東坡作為一個哲學家，飲酒完全是一種道的追求，體現了他的曠達酣適的人生觀點：他站在實用主義立場，將儒家的“仁者不憂”、“君子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等精神，道家的“法天貴真”、“飲酒以樂”、“坐忘心齋”等理論，禪宗的“頓了諸妄”、“當下即是”、“看穿憂患”等觀念揉合起來，融進他的“半酣”之味的審美理想中，不僅使得他的飲酒觀念具有了哲學的高度，成為中華民族酒文化觀念的一大財富;而且導致他在這種精神支配下創作的酒詩呈現出與盛唐迥異的色彩，成為宋代酒詩創作的一個大代表。

李白酒道的狂幻惝怳，與東坡酒道的曠達酣適，分別代表了盛唐、隆宋兩種不同的精神風貌，不同的追求，不同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