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聽罷詩句，亦擊節贊賞，當即令人取酒，兩人重又對酌，直至興盡而罷。次日，又遍請吳中善詩者來欣賞佳句，一連數日擺酒戲樂，成為一時盛事。在文人飲酒過程中，連酒具也成為玩情調的一種方式。

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載，魏正始年間，每遇三伏之際，鄭懿常帶著賓客、幕僚在歷城(今山東濟南)使君林避暑。他們連莖摘取大蓮葉，以簪刺葉，令與莖柄相通。在蓮葉上盛酒三升，“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吸之，名為碧筩杯”。據稱酒味雜蓮氣，香冷勝于水。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統等四十一人，在山陰蘭亭(今浙江紹興縣西南蘭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禮。他們宴集于環曲的水渠旁，置酒杯于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當即取飲，名為“流觴曲水”。席間每人賦詩一首，合為一集，請王羲之為詩集作序。序中王羲之寫道：“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流觴曲水，一觴一詠，難道不是在玩情調嗎?

3.鬼飲了飲囚飲鱉飲鶴飲

元代貢奎《云林遺事》載，元代楊維禎善詩文，工書法，因文風格奇詭，被譏為“文妖”。晚年居松江，耽好聲色，縱恣詩酒。一天，與倪瓚會飲于友人家，楊維禎竟把陪侍妓女的鞋脫下來，置酒杯于鞋中，讓座上客人傳飲，名曰“鞋杯”。畫家倪瓚素有潔癖，一見“鞋杯”，不覺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

文人飲酒玩情調，一味追求新奇，有的干脆自釀自飲。比如，宋代黃庭堅、陸游先后賦詩稱贊自釀的“醇碧酒”。尤其是蘇東坡，在北宋紹圣元年(1094)被貶惠州時，其《桂酒頌》詩的敘曰：“有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另一首詩《新釀桂酒》中，描述自釀的詩句：“搗香篩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喝上自釀的桂酒，悠然自得的情調躍然紙上。

宋代張舜民《畫墁錄》載有五種飲酒方式：“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鱉飲、鶴飲。”宋代蘇舜欽、石延年均好酒能詩，有狂名。所謂鬼飲者，不燃燭火，摸黑而飲;了飲者，每飲一次必挽歌哭泣;囚飲者，圍坐一處，僅露頭而飲;鱉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露出頭來，飲完又縮回去;鶴飲者，飲一杯后上樹，再下樹而飲。

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亦錄有“五飲”，略有不同。石延年“每與客痛飲，露發跣足著械而坐”。他不僅露發光腳，還要自戴器械，謂之囚飲。坐在樹梢飲酒，謂之巢飲。用干草束裹其身，露出頭來飲酒，謂之鱉飲。其余依前無異。

據明代曹臣《舌華錄》載，東漢皇甫嵩，少好《詩》、《書》。其認為“凡醉各有所宜”。“醉花”適宜白天，薰染其明艷;“醉雪”適宜黑夜，明晰其思緒;“醉得意”適宜歌唱，顯示其應和;“醉將離”適宜擊缽，以壯其行色;“醉文人”適宜謹慎禮節，害怕其輕侮;“醉俊人”即才智特出的人醉酒，適宜增加杯盆等盛具，添加旗幟，以助其威勢;“醉樓”適宜暑天，憑依其清涼;“醉水”適宜秋天，浮現其爽朗。“此皆審其宜，考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上述八醉八宜，幾近醉酒玩情調的“大全”。

此外，南朝宋的劉義慶《世說新語》錄有王恭的一句大實話：“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這也算是一種情調。當然，到了爛醉如泥，嘔吐滿地的時候，也就無個性可言，亦玩不出情調了。